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轰动全国的一次演讲——教育问题出在哪里?

发布时间:2016-05-08 阅读量:次 来源:搜狐


关于“科学发展观”的报告

(2009年3月26日于华中师范大学)

  我很久没有作这种大一点的报告了,没有别的原因,就是健康的原因。因为我有心血管的病,不能太兴奋。但我又很想念同学,和年轻的同学在一起,是我最愉快的事情,所以是一个矛盾。

  今天到这里来,我还是有些担心,我已经得罪了武大的同学。武大的同学从去年就不断地和我说,甚至跑到我这里来,送鲜花来慰问。我说我有病,我不能讲。但今天我又到这里来和大家讲话,他们已经知道我在历史系讲过一次,他们很不高兴,说我们这么热心地来找你讲话,你不来。他们说,我们武大的学生要求是蛮高的,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。但是没有办法,武汉太大了,学校太多了,只要一开这个口,就不得了。刚才马校长抬举我,但是我奉劝大家不要对我期望太高,我定位已经很低了:我只是一个古董,百年老校的一个古董,只是这个古董还有点智能,如此而已。我不会讲出很多特别精彩、特别是耸人听闻的话来,只是一些平平淡淡的话。

  为什么我会破例来参加这个活动,因为这个活动太重要了,不是一般的重要。大学要负责任,那首先就是要校长负责任,那么杨校长、马校长你们就要负责任。之所以讲这个话,不是一般的情况,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。前不久时,武汉哪个大学一个研究生自杀了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徐州师范学院教授罢课了,因为申请博士点,几年都没有申请到。失去了博士点,就失去了一切。四十几个教授起来罢课,这样学校还像个学校吗?就是因为博士点就闹到这种地步。所以周济部长说下“猛药”,我看他是有些想法的。今天校领导在这里,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任。出了些问题,都是底下的问题?都是学生的问题?都是教师的问题?都是大学的问题?怎么样造成这样的问题来?怎么把问题弄得现在越来越严重?

  我不只是在这里讲,我在昆明等很多地方都讲过了,为什么不多点自己的反省,很多问题是怎么造成的?所以今天我讲话就有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根源;另一方面,同学自己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,学校对本校要有严格的要求。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上面的,都是社会的不好影响了我们,我们自己干什么?大学是什么?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,大学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社会上坏的影响呢?大学为什么急功近利、学风浮躁乃至舞弊丛生?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越走越远,教育部自己不知道吗?很多问题还是教育部自己造成的,就是那一套指标体系,所谓量化的、刚性的指标体系,把底下的逼死了,有很多都是这样。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,相对来讲,要少的多。现在为什么这么多,这么严重,而且累积而不改呢?

  刚才马校长说得比较客气,说类似的事情我们学校也有。不是也有,而是有的问题还很严重。去年,贾学政事件发生以后,我讲过一句话,就是“脓包总是要出头的”。这个问题我早几年前就说过,因为我已经受过很多的刺激和屈辱。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受到的屈辱,而是因为我们学校某些人学风不正,被别人批判,我不知道。我在美国四年,所以很多情况我都知道。有次会上,人家讲了半天,我在底下坐着。我听着以为是别的学校的。揭露的人也不是一般的人,是很著名的学者。

  下来以后对我讲,他对我很客气,他说:“章老,没想到你今天来了。”他后来给我讲,就是贵校。你们说我作为一个前任校长,作为一个在这里工作一辈子的教师,听到这样的事情做何感想?贾学政的事情也是一样,我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,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跟这个学校的关系太密切了。我在这里要承担责任,我不在这里也有自己一定的责任,作为教师有一个教师的责任。我们没有把学生教好,没有把学校的风气树立得更好,我们不够坚强,我们没有能够抵制住社会恶劣的影响。

  今天我来只是跟大家倾诉一下我内心的一些话。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,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沧桑,他是如何思想,他也有自己的痛苦。我不是很坚强的人,我也有自己的软弱。我是一直提倡树立良好的学风的,“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”,这句话最早是我说的。我支持和倡议用各种方式揭露社会上不良现象,但我认为我自己并不是很坚强。

  现在有个教授揭发自己的学生,说学生抄了他的东西。网上有很多议论,有的说这个教授是应该的,也有人同情那个学生,说那个教授不应该,怎么自己揭发自己的学生呢?你们知道我是哪种人?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,我会不会揭发我的学生?(在场学子:会)

  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过高地估计了我。不会,不会。有比我年轻的人抄了我的书,几乎四分之三的都抄去了,《历史研究》把这个材料给我看了,要批判。我一看,他的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,不是一般的朋友,而是长期合作的朋友。他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兄弟院校,这个人也不是很差的人,他抄的不错啊,抄的不漏痕迹啊。我说我这个书还不错,还有人抄啊,还换用一种方法,好像会引起更多的读者感兴趣,心就软了。

 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忍心伤害年轻人,如果我做了,至少在人生最重要的年代他会受到很大的伤害。当然,他自己负责任,但不能因为我。所以我有种种的顾虑,包括对自己的学校,对自己的学院,对不对啊?同学们,我这样做对不对啊?(在场学子:对)不对啊。我的年轻朋友杨玉胜,大家知道,学术界的“打假英雄”,他把我看作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是有什么话必给我谈,很直率的,他把我引为同道。对于维护学术道德,反对抄袭,他也寻求我的支持,我是非常支持他的。他在北师大待不下去了,就到中国政法大学去了,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啊,他是真正的勇士。他就批评了我,不是批评我本人,而是批评我这种思想。特别是年长的学者,不大愿意谈这个。

  老人心肠是有问题的,太宽厚了。都那么宽厚的话,就是允许问题存在了。所以杨玉胜讲,这等于助长了不良行为。所以说我本人就那么轻松?每日每时这些都对我引起了刺激,我是该讲还是不该讲,想的太多。我不是勇士,所以今天我很高兴,看到研究生会这个创意。你们起来了,我需要你们的支持!(全场鼓掌)需要你们的支持!年老的人活动能力、呼声和勇气都是有限的。

  春节我在广州过的。我最小的孙女,今年刚满八岁,小学二年级。在美国生的,在美国的长大的,在美国受教育。她回来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刺激。本来是很好的事,每次回来都很高兴,今年春节不是那么很愉快。不是这个孩子不好,这个孩子很可爱。她开始思考问题了,开始提出问题了,譬如说我们一起出去,那个斑马线,亮着红灯是不允许过去的,却有人过去了,她就提出问题了,“中国允许吗?”类似这样的事情,就是有规则而不遵守,她都要问“中国允许么?”比如在家里,让她做什么事情,她就会问“我必须么”,如果不是必须的,那就尊重她的选择了。在美国孩子是思考的,看到问题就会判断的。她是美国人,她有美国的国籍。她问这样的问题,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问她的祖父“中国允许么?”

  你们想象一下,作为祖父我怎样回答,说中国允许,那么中国就是这个样子?说中国不允许,那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就这么过去了呢?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,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。中国没有制度么?包括这个学术道德、学术规范,整本整本的都有,写在书上,挂在口上,就是不遵守,就像走路撞红灯一样,这是不允许的。

  武汉市民公约早就有了,不准在公共场合吸烟。然而到市政府开会,到学校开会,那个会议桌上摆着烟灰缸。对于这个事情,我没少说。我自己不抽烟。所以吸烟的见到我,就会很紧张。我经常咳嗽,我一咳嗽他们都紧张。(大家笑)为什么一边写着不允许抽烟,一遍又摆着烟灰缸呢?有的为了应付我,临时撤掉了,说章开沅要来了。(大家笑)年轻的朋友,我跟你们坦率地交流,都是很普通的事情。归根到底,就是中国不规范的事情太多了,明知故犯的事情太多了,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就给种种不良的行为很大的空间,甚至自由违法的空间。你既然做不到,为什么定这些制度呢?

  教育部就是专门制定这些制度的机构。硕士生、博士生就读期间要发多少论文等,我是模糊思考的,有的人想得很仔细,把在校人数和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作了对比,是完全不够的,翻两番,翻四番都是不行的。这是做什么呢?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?最近研究生处覃处长说要弄个奖学金,里面又有这么一条:要发表几篇以上论文。我说算了吧,明知是不好的规定,为什么还要用呢?他发表了两篇就代表他有水平么?我说这要改一改。我就建议,即使没有发表一篇东西,他交上来的稿子没有发表。如果真实水平是这样的,可不可以给他奖学金呢?我认为是可以的。现在就是根本不考虑质量,就是数量。这个过程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呢?他没有发表就是不好。

  我这一辈子写了这么多东西,出了这么多书,我自己客观认为,能够流传下去的,可能就是一本《张謇传》。1962年,开始动手,1964年在北京,总算花了两年时间把它写好了,但稿子一直没有发表,你说稿子是好还是不好呢?谁也不知道,我也说不清楚。后来我本人受批判,稿子就没人要。文革时候,幸好我把地板敲开,藏到地板底下去了,不然被找到就烧掉了。后来到了1985年,中华书局跟我旧事重提,他们知道我有这个稿子,就出吧。所以我基本上是1964年写好,到1987年正式出版,后来也受到很高评价。同时也在日本翻译出版。你说怎么样呢?所以发表的不一定就好,没发表也不一定就那么不好,它有一个过程。

  我提出“两个回归”,这是要给教育部提的。一是要回归大学本位;一是要回归教育本位。什么叫回归大学本位呢?现在把大学管的像一个行政机关,完全是行政命令的,我很同情现在大学里的领导。就像我的家乡的胡院长给我说的,他说:“章先生啊,现在当校长、当院长不一样啊!”

  我说,是不一样。两个不一样,一是当时的校长他可以谈点不同的意见,比如有的会我就不去,有的事我就不干。有些动员报告,我就不去,我不同意你的意见。讲话的动员我不同意,我不能欺骗学生。我就是不讲。现在可能吗?好像有个朱清时,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,这个人很了不起,他可以有所不为。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,大学所受的是政治压力,种种的政治运动给你戴种种政治帽子,比如反革命。现在没有了,却是另一种压力,就是教育部制定的指标体系,各种各样的评审制,都是有含金量的。其实就是金钱的压力。

  过去的大学可能是屈服于种种政治的压力,今天这样说就不对,我想是屈服于金钱的压力。怎么说没有博士点就没有一切呢?他没有经费了。现在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含金量的,不止一点含金量,原来是几万、几十万,现在是几百万、上千万甚至上亿。你说教育部没钱么?教育部有钱。它的钱都花在哪里了呢?就是种种刚性的指标。是用办工厂的方法来来对待科研,对待教学。

  这个我是愿意公开辩论的,在公开的场合,今天校领导在这,我这句话能不能到武大去讲呢?武大有人讲的,有个叫刘道玉的,比我讲的更彻底。他们武大的学生现在对我进行策反,武大的把他们出版社的人也动员了,让我也写一本。我说,我不写。我这个人从来都是独立自主的,我愿意干什么,不干什么是由我自己决定的。你种种的劝说对我没有影响。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,需要我做的事情也很多。

  为什么刘道玉做什么,我就也要做什么呢?刘道玉在武大弄得那么有声有色,我也没有和刘道玉学。因为他弄得那套东西我不觉得稀奇,他说是创新,而我上大学就是这么过的,学分制啊,转系啊等等,哪个是刘道玉自己发明的呢?都是老大学固有的东西,那么你可以做你的,我也可以做我的。因为他比我年轻,我是非常敬重他的,我们私交很好。但我不会是别人怎么做,我也怎么做,去制造轰动效应。

  去年我们学校出了这么个事情,本来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。一个小小的贾学政,不过就是抄了几篇文章,而且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文章,这个事情我们么有处理好,要反省反省。现在都不反省,好像就剩下我老头子在反省。这个就不好了,我们自己的学生我们怎么不反省?周济你为什么不反省?一有问题都是底下的问题,“教育产业化”也是底下的问题?我最寒心的就是,也是最痛苦的是,90%以上的大学校长都认为教育评估是好的。但就是这个情况,大学校长不敢讲,好像朱清时在某一个会这样讲。大学校长愿意这样吗?教育部有权有钱,我讲得很不恭敬,但讲这样的话实在是忍无可忍,明明是办了很大的错事,这个伤害不是一代人、两代人消除的,这是诚心的败坏,公开的作假,大面积的作假,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。是不是绝后我不知道,至少是空前的。

  丁书记经常和我讨论一些问题,我总是讲,胳膊拧不过大腿啊。我现在不当校长了,办成办不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?这是一个在职与不在职的问题。不要认为我多高明,我给大家讲了,我这个人是很软弱的。我不是一个钢铁战士,就是有些善良,有几分真诚,如此而已。其他有什么好处呢?没有什么好处。但是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,所以给了我这个机会,我今天要讲一讲。

  我最高兴的事是学生起来了,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,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靠老师,靠学生。老师应该起来了,大家也在签名,行动起来了。但归根结底,教育部要改变。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部。你下面再改,上面还在继续。教育部是很庞大的,而且还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机器。它不断地制造量化的指标体系,然后运用这些指标体系来进行非常繁琐的而且无处不在的评估。然后就是评审、验收,一个还没有完,一个又来了。我们一个小小的研究所就在不断地迎接评估、申报。我们的教育部难道就是这样来管理学校么?用这种办法来显示自己的能力。现在设备比过去好,花花脑袋比过去多,教育部下面有很多司,会出各种花样。正所谓“年年有新政,月月有花招”。闹得大学里面就不能安安静静的、平平正正的来办好教学。

  我在昆明会上,很多老书记老校长,北大的清华的都去了,他们要我讲一讲。有很多我已经讲了,今天当着马校长、杨校长、谢书记的面,本来不想再讲,可是看到学生这么好的创意,也让我鼓起了勇气,把我内心的话讲一讲。不想多讲了,再讲也没什么意思了,大概一条,我在寻找这个根源。不管找到哪一层,该谁负责任谁就要负责任。好多问题还是原来遗留下来的。从原来的国家教委开始到现在的教育部,问题越来越严重。现在已经是非改不可了,这是一条。

  另外一条,希望大家有决心、有勇气、有抱负,敢挽狂澜于既倒。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太厉害了,已经形成一个网络,无处不在。现在谁要是坚持斗争的话,就可能成为“国民公敌”,这会损害的学校的整体利益,我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不愿意牺牲华中师范大学的整体利益来成就我个人的功名,自己的品格。我宁可受某种耻辱,某种心灵的折磨,我也不愿意做这种事情。以前武大把刘校长弄得太过了,哪一个有这种道理呢?以一个“莫须有”罪名把一个已经不在任校长的校长待遇去掉了。这种事情是不是只有在湖北才能出现呢?不能再讲多了,我听说在座的都是支部书记,学生骨干比较多。我相信大家有自己的辨别能力,我今天讲的话,哪些对那些不对,哪些过分哪些不过分,为什么这样讲,我是采取这样一种很坦率的方式来讲。我不是来讲真理的,对大家教育的,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痛苦说出来。今天占用的时间是不是多了?下面是不是要交流下?(鼓掌)

  生:章教授,请问您如何看待“以生为本”的问题?

  章:你怎么看的?

  生:我觉得“以生为本”就是学要以学生的利益为重。但是我觉得有些学校打着“以生为本”的旗号,却并没有实际的行动。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

  章:我听得不一定很准确,也有些理解了。“以生为本”的内容是很丰富的,也很难在这里作详细的论述。“以生为本”是没有错的,就是把学生看做教育的根本。教育离开了学生还讲什么呢?我自己从来都认为老师要把自己的位置放正,把学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。一句话,就是相互依存的。我总讲,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。过去私塾老师对自己都有自觉的约束或者督促。有句话说得很难听,但也很现实,西方人也是这样看的,就是“学生是老师的衣食父母”。“衣食父母”,这句话讲重了,但实际上就是说要把学生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。我现在不是想谈这个问题。我想说的是,首先要把学生当作一个人,不是当作一个物。现在讲管理,包括教育部的管理,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,用管物质生产的方法来管教育。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化,而教育部则是想尽种种办法制定制度和指标。我提出了这样的意见,教育部有些人就讲,没有这套指标,我们如何去管理啊?指标是应该有的,但重要的是,指标要合乎人性,而不仅仅是合乎物性。这大概是从李岚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,就是用管理企业的办法,甚至是生产流水线的办法,来进行学习的管理,这没有不失败的。我的问答可能文不对题啊,因为隔得太远了(听不清楚)。谢谢。

  生:章先生,您好!我是华中师范大学校辩论队的成员。去年,我们有一场辩论赛的辩题就是“大学教育是否应该以市场为导向?”我想请问章先生,你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什么为导向呢?

  章:这个可以作为教育系招研究生的试题啊。这个导向的问题比较复杂。我们不是绝对地反对“教育产业化”,只是反对把“教育产业化”作为最高的追求和目标。因为教育不完全是个产业,也不应该成为产业。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国家视野,是人民的一种权利。我不赞成以“教育产业化”为导向的,有些学校的校长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了。如果买豆腐现在很热火,那么就增加一个豆腐专业?这个当然是在说笑话。与其说市场导向,不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,这样可能更好一些。你全拉入市场里去了,没有买的我就不卖,怎么可能这样子呢?教育有很多东西是不经过市场的。比如国学。市场的需要是经常变化的,今年有这样的变化,明年有那样的变化,学校有自己相对的稳定性。一些是社会的基本需要,像这样的基础专业,不管市场需不需要,都是必须要开的。特别是像文史哲这样一些学科,关系着国民素质、民族素质,甚至于民族精神健康的延续。这就不能说市场需要我就办,市场不需要我就不办。即使市场完全不需要,你也要办。我不是为历史来讲话,你说现在历史学,有多少市场需要呢?师范院校好一点,中学开有历史课。几年以前,浙江大学把它们历史系教师的编制缩小到25个人。我曾公开地批评,一个是强调历史的重要;浙江是个小省,但是一个历史学强省。我说,你们这样的做法,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强势丢掉了。难道说你引进金融,就可以振兴浙江的史学么?这个问题很复杂的,不能简单地说需要或者是不需要。怎么样来具体掌握?不要把市场需要看作是金律,就是一切都要跟着市场。教育要作为先导,不仅是世风的先导,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。现在就是过分强调了学校服务于市场,服务于社会。但没有想到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是最健全的。学校要来改造社会,学校还要掌握社会最需要的导向。在国外也在争论中间,我总认为,大学不要自己把自己贬低了,变成了市场的雇佣,社会的跟班。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。现在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堕落,抄袭还不是主要的,学术品格的堕落,这是很大的问题了。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根据的。为社会一些不良的现象,编造种种理论来稳固这些不合理的事物,这个比抄袭还可怕,还可恶。

  我再补充几句,今天下午我主要是和大家交流的,不是那么很有章法,给大家发的材料可以看一下,那个上面是主要谈学术道德的。我讲了很多问题,而且讲了问题的严重性,讲到了关系到教育、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。但我给大家讲一句,我不悲观,我不失望,我寄希望于青年。历史学家看过的东西太多了,经历的事情太多了,一个最重要的醒悟,就是各种事物特别是社会的发展都是经过各种曲折、各种坎坷,甚至大起大落,但最后总是往前走的。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所以大家不要看到有这么多问题,就灰心了。另外包括学者、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家在内,跟利益相结合了,用自己的学术工作来追逐利益,好像也可以显赫于一时,但他们不能持续于长久。现在有些弄虚作假、投机倒把、一夜暴富,虽然是暴富起来了,时间也不长。相反有一些实事求是、埋头苦干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,这也不是没有。但是有一条,一个人要有理想,要有抱负,要有自己道德的底线,要过好每一天。到临终盘点自己的时候可以说,我是清清白白的。那样才好。谢谢。

  (根据录音整理,有删节。摘自《章开沅文集(第九卷)?演讲录》357页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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